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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LV.4]偶尔看看III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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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理员
(一九三○年一月五日)
“中央此信(去年二月七日)对客观形势和主观力量的估量,都太悲观了。国民党三次‘进剿’井冈山[9],表示了反革命的最高潮。然至此为止,往后便是反革命潮流逐渐低落,革命潮流逐渐升涨。党的战斗力组织力虽然弱到如中央所云,但在反革命潮流逐渐低落的形势之下,恢复一定很快,党内干部分子的消极态度也会迅速消灭。群众是一定归向我们的。屠杀主义[10]固然是为渊驱鱼,改良主义也再不能号召群众了。群众对国民党的幻想一定很快地消灭。在将来的形势之下,什么党派都是不能和共产党争群众的。党的六次大会[11]所指示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是对的:革命的现时阶段是民权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,党(按:应加‘在大城市中’五个字)的目前任务是争取群众而不是马上举行暴动。但是革命的发展将是很快的,武装暴动的宣传和准备应该采取积极的态度。在大混乱的现局之下,只有积极的口号积极的态度才能领导群众。党的战斗力的恢复也一定要在这种积极态度之下才有可能。……无产阶级领导是革命胜利的唯一关键。党的无产阶级基础的建立,中心区域产业支部的创造,是目前党在组织方面的重要任务;但是在同时,农村斗争的发展,小区域红色政权的建立,红军的创造和扩大,尤其是帮助城市斗争、促进革命潮流高涨的主要条件。所以,抛弃城市斗争,是错误的;但是畏惧农民势力的发展,以为将超过工人的势力而不利于革命,如果党员中有这种意见,我们以为也是错误的。因为半殖民地中国的革命,只有农民斗争得不到工人的领导而失败,没有农民斗争的发展超过工人的势力而不利于革命本身的。”
“中央要我们将队伍分得很小,散向农村中,朱、毛离开队伍,隐匿大的目标,目的在于保存红军和发动群众。这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想法。以连或营为单位,单独行动,分散在农村中,用游击的战术发动群众,避免目标,我们从一九二七年冬天就计划过,而且多次实行过,但是都失败了。因为:(一)主力红军多不是本地人,和地方赤卫队来历不同。(二)分小则领导不健全,恶劣环境应付不来,容易失败。(三)容易被敌人各个击破。(四)愈是恶劣环境,队伍愈须集中,领导者愈须坚决奋斗,方能团结内部,应付敌人。只有在好的环境里才好分兵游击,领导者也不如在恶劣环境时的刻不能离。”
“我们三年来从斗争中所得的战术,真是和古今中外的战术都不同。用我们的战术,群众斗争的发动是一天比一天扩大的,任何强大的敌人是奈何我们不得的。我们的战术就是游击的战术。大要说来是:‘分兵以发动群众,集中以应付敌人。’‘敌进我退,敌驻我扰,敌疲我打,敌退我追。’‘固定区域的割据[13],用波浪式的推进政策。强敌跟追,用盘旋式的打圈子政策。’‘很短的时间,很好的方法,发动很大的群众。’这种战术正如打网,要随时打开,又要随时收拢。打开以争取群众,收拢以应付敌人。三年以来,都是用的这种战术。”
“蒋桂部队在九江一带彼此逼近,大战爆发即在眼前。群众斗争的恢复,加上反动统治内部矛盾的扩大,使革命高潮可能快要到来。在这种局面之下来布置工作,我们觉得南方数省中广东湖南两省买办地主的军力太大,湖南则更因党的盲动主义的错误,党内党外群众几乎尽失。闽赣浙三省则另成一种形势。第一,三省敌人军力最弱。浙江只有蒋伯诚[14]的少数省防军。福建五部虽有十四团,但郭[15]旅已被击破;陈卢[16]两部均土匪军,战斗力甚低;陆战队两旅在沿海从前并未打过仗,战斗力必不大;只有张贞[17]比较能打,但据福建省委分析,张亦只有两个团战力较强。且福建现在完全是混乱状态,不统一。江西朱培德[18]、熊式辉[19]两部共有十六团,比闽浙军力为强,然比起湖南来就差得多。第二,三省的盲动主义错误比较少。除浙江情况我们不大明了外,江西福建两省党和群众的基础,都比湖南好些。以江西论,赣北之德安、修水、铜鼓尚有相当基础;赣西宁冈、永新、莲花、遂川,党和赤卫队的势力是依然存在的;赣南的希望更大,吉安、永丰、兴国等县的红军第二第四团有日益发展之势;方志敏的红军并未消灭。这样就造成了向南昌包围的形势。我们建议中央,在国民党军阀长期战争期间,我们要和蒋桂两派争取江西,同时兼及闽西、浙西。在三省扩大红军的数量,造成群众的割据,以一年为期完成此计划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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